基层风采

全国180万公安队伍挑选32人重走长征路——有我！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各选1个民警重走长征路——有我！

全国17个警种的警种代表重走长征路——还有我！

是我！是我！还是我！——为什么是我？

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是怎样被选上重走长征路队员？

产生重走长征路的心愿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我读小学时语文书中的课文上，老红军陆定一用饱含深情的笔追忆红军翻过长征的第一座大山——《老山界》。当中述写红军在过这座30里高的瑶山越城岭时写道“队伍挤得紧紧的，站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头喊着‘走、走、走’，就站起来再走”、“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人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亮煞了我少年时的眼睛。红军这是要去干吗？哦，开始他们战略转移时的行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丰碑与杰作，中国共产党所有精神谱系中最耀眼的精神重镇，一旦在一个少年的心中打开，就像扎了根地往深里长，长成了一生的心中宏愿：此生我也要去走一次长征路。

为此，我作了三个方面的精心准备：一是广搜罗积有关长征方面的书籍、日记、图画、影视资料，从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生命史、军事史、精神史等多个层面拓展对长征的了解与认知。在家中设有长征专柜，涵盖中外对长征的记述与研究。二是勘探长征线路，为随时出发作准备。有好几年我在广州军区某部任专职新闻干事，了解所辖宜章军械仓库附近就是当年中央红军过境的地方，并有一些因伤残掉队流落民间的老红军，便请他们追忆红军长征故事，提供行走建议供参考。这当中，我还专程拜访了86岁的老红军刘名宗。他1928年参加革命，跟随朱德总司令参加了红军，先后参加了湘南暴动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长征时的一次突围战斗中与部队失散流落乡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级查找失散红军人员才在湘南偏僻山沟找到他，为他办理了“红军优待证”，安排了干休所。但他谢绝组织照顾，执意在偏僻山乡垦荒造林。为此我采写了一篇《一张茅屋一张床，一把锄头一担筐，老红军刘名宗8载播绿荒山》的“人物新闻”加框刊登在《解放军报》头版（1990年11月19日），引起很好的反响。三是加强体魄锻炼，为踏上重走长征路做好身体与心理准备。我热衷长跑，身心矫健，腿脚工夫很好，一切就等待择机出发了。那时，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小孩。妻子说：“你要去走长征路，我不反对，但家里怎么办？”是啊，小家怎么办？但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如果我不趁自己30岁出头重走长征路，也许接下来就难以完成今生所愿了。中央红军长征也只走了年把时间，我一年之后就能回来，不碍事。

在我之前，已经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合著《两个人的长征》一书）等重走了长征路。特别是罗开富边走边采写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能走，为什么我不能走？正当我念念不忘，立定要出发时，公安部政治部突然在《人民公安报》刊登了建国后人民公安首次重走长征路的海选通知。内文载明：在红军长征70周年到来之际，从全国180万的在编公安民警中，挑选32人为代表（基本上一个省区1人，实际最后只有22个省区队员被荣任选上）重走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公安斗志，展示新时期公安战线风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机会叩门，岂容借过。我当即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将自己4条过硬的素质与条件载入书信中：自己是一个“红军迷”呀！痴迷长征20多年了。记得在广西边地从军，百色、龙州的左右江一带是邓小平、李明瑞领导的红七军闹革命所在地，而不远的兴安县更是上演红军最为悲壮一幕湘江之战的原发地。那个时候，我怀抱着对红军长征的敬仰心情，从巍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星火燎原》等描写红军长征史实的诸多书籍中，揣着疑惑，实地踏访过。自此，我由“红军迷”渐次成了一个“长征通”，只要从二万五千里征途人与事中掂出一个细小的事牵出一个细小的人来，我就能追根究底旁征博引说出个一二三来。弄到后来，我心中涌动着一个迫切的意愿：此生要走一次长征路，写好一本书——《山水间的战争：对长征的最新解读》。有了这些长征史料打底，还不足以构成参选条件么？！

除此，22载的从军经历，仅在广西边地就服役十年，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中越边境作战打了8次，其中1984年打了两个月零两天，先后火线入党、战场立功、破格提干。有了这个硬背景，还不足以构成参选的硬条件么？我非一介武夫，早年在堑壕、在猫儿洞就操笔为文，抒写一个士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情实感，渐次写出了名堂，作品先后被解放军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社收选进各种集子中，并在1998年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文集《新闻这碗饭》，有此“文墨”，还不足以肩负沿途宣传人民警察之责么？！多年的野战生存赋予了我“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禀性和气质，长年的长跑锻炼使我一直保持了较好的体能，登山越岭、攀树过涧身手轻捷，有此“身手”，还不足以征服高原、雪山、草地么？！最后，我所在的单位黄埔海关缉私局是全国海关缉私系统惟一一个“全国优秀公安局”，作为年轻的警种——缉私警察，总应该有一个合格的代表吧？！我将这几条郑重地写在我的报名感言里，并通过《中国警察网》报了名。

我将自荐信封好后用平信寄往北京，事先并没抱多大希望。因为按照组委会设定的要求，我已经超龄了。报名表发走后，我有几分忐忑不安，怀抱着某种希望，又觉得希望太渺茫，全国公安民警正规编制高达180万人，加辅警接近200万人，优秀人才多如过江之鲫，区区30多个人选岂会落到我这个刚入警没几天的新警身上，但心中又有几分期待。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我在数以万计的海选队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及铁路、交通、民航、森林等32位入选队员之一，成为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唯一入选者，并以其优秀的政治、身体和心理素质突破了年龄上的上限。通知下达，我喜极而泣，为自已心愿达成兴奋不已。8月19日，我接到了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组委会的正式通知，赴江西南昌报到，参加出发前的有关集训。8月26日，《人民公安报》正式刊登了我和其他31名队友的照片和简历名单。他们是：

彭海伟：北京市门头沟区消防支队民警

齐延斌：山东省济南市公安科副科长

艾熙然：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民警

徐立强：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分局民警

郭荫茂：北京市公安局禁毒处民警

朱林：四川省成都市人民警察学校副处长

古勒布：四川省甘孜公安局政治部民警

罗利：四川省泸定县公安局民警（女）

音卫东：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副主任

王震宇：海南空中警察三支队42中队民警

叶军蓉：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警直属大队警长（女）

孙春涛：江西省公安厅宣传处副科长

李彦妮：广西桂林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女）

钟齐生：广东省黄埔海关缉私局科长

宋鹃：河南郑州市公安局行动技术支队民警（女）

徐忠庆：宁夏石嘴山市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

黄曼：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公安分局民警（女）

黄宁：贵州贵阳市花溪分局麦坪乡派出所民警

贾贵富：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科员

吴海涛：湖北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分局副所长

董勋：福建连江公安局官坂派出所副指导员

夏春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消防支队副处长

张凤周：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民警

冯强：湖南省安化县公安局副所长

李军：云南省凤庆县森林公安局科员

黎维：云南昆明公安局交警支队中队长（女）

杨锐：吉林市交警支队昌邑大队副大队长

许维正：甘肃天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李刚：甘肃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缉毒大队副大队长

关峰：安徽省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民警

傅志锋：浙江省杭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科员

杨天厚：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关索镇派出所民警。

后来从组委会了解到：这次全国大范围的重走长征路代表人选打破公安长期从英模典型中选人的做法，不搞单位组织推荐，不搞名额摊派，实行完全公开海选，只要是人民警察，谁都可以报名。因而从发起到最后名单出炉，能参加这次活动殊非易事，虽说不是过关斩将，但也差不多。在众多报名者中，既有柔道冠军、散打高手、警体教官，也有特驾高手、速滑健将、神枪手；既有作家、诗人、歌唱家，也有摄影摄像师、书画名人；既有出征海地的维和警察，也有代表中国参加过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探险的好汉。仅与我有相同“越战”背景并见诸报刊、中国警察网的就有丁勇、吴黎明两位。但他们最终都落选了。

据组委会透露：此次选派的全是公安基层所队、一线的民警，不要求是英模（因为不是组织英模事迹报告团），强调综合素质（能写能讲能做，特别对团结协调能力要求高）。最后入选的32名队员中，有参加东帝汶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获联合国授予和平服务勋章的民警，也有擅长左右手开枪射击、号称“双枪老太婆”的特警大队狙击手的女特警，还有独步考察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据此写成《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的作家、诗人等。全队最后入选的31名代表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17个警种（一名队员因突发急病住院临时放弃了），其中我代表的就是海关缉私警察。

2006年9月5日，我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乘机抵达南昌。从全国报名民警中选拔出的31名队员及组委会成员也陆续到齐，当即进行了集结培训。训练的内容主要为队列练习、车辆山地驾驶。每4人一部车，轮流进行，并从中产生主、副驾。因为长征沿途全是崎岖山路，有些路段几乎是“九曲十八弯”，驾技成为每个队员最重要的考验。接下来，主要进行了野外生存、体能、警务技能等综合能力的训练，心理、才艺、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我被指定为写作方面小组组长。在几天紧张有序的集训中，大家很快融入一体，并对即将开始的长征行充满信心和意志。

9月8日，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从当年红色之都瑞金红军广场正式拉开序幕，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女社长孙晓阳为领队，总编辑胡传武、副总编孙福会、总编助理孙宝叶分别为副总指挥、前线指挥和副指挥，公安部人事训练局局长李春生致辞（此人后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是电视剧《破冰》中的主角原型，可惜后来出了问题）。94岁的老红军刘家祁为我们授旗。擎旗手为空中警察代表、帅小伙王震宇。在当年老区人民《十送红军》动人心弦的曲调中，我们背上行囊，高擎旗帜，走过红军广场，走过中央政治保卫局旧址，走过叶坪，走过瑞金，踏向重走长征之路。

二、漫漫长征，征途维艰。我和我的队友们是怎样重走长征路？

今天重走长征路与当年迥然不同。当年的中央红军完全用双脚丈量，路有多长，他们前行的脚步就有多长。而今天的长征路有些地方早已通公路，所以我们的行走从一开始就采取驾车与行走两种方式交替进行。车是安徽老牌军工集团所生产的瑞鹰牌四驱小型越野车，每车4个队员，分为两组，交替轮换驾驶。每天早起至傍晚按日均600-800里程行进。对沿途的重要长征纪念地则采取徙步的方式进行。不如此，是不可能在近两个来月完成这次重走的。即便如此，“走”仍是其中最突出的主题。

（一）行走红军旧战场

我们走过湖南道县水南浮桥，当年杨成武将军率众过潇水夺道县的浮桥现在依然通行，红军长征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主战场就摆在这里，依然奔流不息的江水呜咽着数说当年最为悲壮的一幕。湘江战役下来，红军牺牲五万多人，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我们走过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殉难地，当年他率队在湘南抢渡牯子江时，遭江华县保安团伏击，腹部受重伤，不幸被俘。为了不死敌手，他趁敌不备，毅然从伤口拉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我们走到广西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红军烈士墓前，当年为掩护主力部队过湘江，红五师、红六师三个团在此阻击，浴血奋战四天三夜，因形势急迫，一百多名伤病员没来得及转移，残忍的敌人将他们扔进深不见底的深井中。直到前些年才辨明这段史实，建起了纪念碑。我们翻越崎岖险峻的雷公山，走进了贵州瓮安县草塘古镇的宋家湾，为遵义会议成功“铺垫”的猴场会议就在小镇上。这次会议是红军继通道会议改向、黎平会议转兵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最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正确主张否决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决定，从而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我们攀上了重峦叠嶂、峭岩挺立的娄山关， 站在当年的战壕内，依稀看到当年红军血战娄山关，与国民党军展开一场壮烈的白刃战的场景。弹痕犹在，硝烟犹闻，红军的英魂永存。一块巨幅的毛泽东手迹《忆秦娥.娄山关》纪念碑把巍峨的古隘衬托得更加壮美。我们屹立在“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泸定桥畔，当年红军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创造的世界陆军步行记录并载入美国西点军校的经典战例就演绎在这里。13根粗壮的铁索带着历史的锈迹诉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耳畔仿佛依稀听到当年的枪炮声和厮杀声……我们驱动双脚走过当年红军创造今天依然绽放夺目光芒的重要史迹地，而尤以翻雪山、过草地最为深刻。

过草地则是经历另一场“生死劫”。10月1日，我们来到了四川省红原县的日干乔沼泽，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线路大部分位于这个地区。周恩来总理曾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由此得名。昨夜一场小雨，只见蓝天如洗，白云悠悠，一群群牛羊在宽展的草地上啃着青草。这哪像曾经吞噬过无数红军战士的沼泽地？我和队友们发出了疑问。背着行囊，我们开始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向草原挺进。沼泽地中的水面有许多漂浮植物生长，它们的根系缠绕在一起，就如一张编织的地毯。刚走进草地，还只是一小片的水洼，我兴致蛮高，踩着高一点、干一点的小泥块、水草簇行进，越往前走，水越深，裤管很快被水浸湿，我索性脱下鞋踩着泥草而行，刚看见草地的兴奋劲没了，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走过去是草，落下去是泥潭，深一脚浅一脚就是泥水。脚一踩下去，顿感淤泥越来越深。此时，脑袋也有些发蒙，已分不清哪是草垫，哪是泥潭。几乎就在瞬间，我踩在小水潭中的一块草丛时，四周漾起吓人的漩涡，人半身旋即就已陷入了泥潭，脸一下子白了，脑袋也木了，只剩下身机械地挣扎着。这一挣扎不要紧，身子越往下陷，感觉就像被人往下拖，一种求生的本能触使我把手伸向天空。

海拔4130米的夹金山就像一座神山巍然屹立在众多的雪山中。9月28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来到著名的“五道拐”地段，每人发了藏民的干粮“锅盔”（一种像饼子一样的东西，但比饼子大），灌满了水壶，背着背囊上山了。今天的夹金山，依旧空气稀薄，山势陡峭，雪化之后碎石遍地，土质松软，稍不小心，就会滑倒。“同志们，不能走得过快，不能求胜心切！”前线副总指挥孙福会及时提醒我们。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队员们先是分开走，一会就拉开了距离。来自内蒙古的队员徐立强身高1米80，体魄强健，由于一开始用力过猛，结果遭遇了高原反应，头痛胸闷。队员李彦妮见他气色不对，要搀扶他下去，他摇摇头，调整好呼吸，接着往上爬。我因缺氧显得有些气喘吁吁，肺部就像要爆炸般难受，很想坐下来喘口气。近旁的河北队员张凤周打起快板给我鼓劲：“钟齐生往前看，现在已到夹金山。夹金山不简单，海拔四千一百三。小鸟展翅飞不过，人要能过赛神仙……!”我只能用手势作回应，同时攒着一股劲，慢慢登上了山顶。而此时,大家拥抱在一起，击掌、欢呼、喝彩，眼眶盈满了泪水，不少队员的嘴唇都累得发紫了。

“千万别动！”半空中终于有人抓住了我的双手，猛地用力一拉，感觉深埋在泥里的双腿有了些许松动。我死命地抓住大手，四只伸出来的大手生生地把我拽了出来。望着惊魂未定、将我从泥淖中救出的队友，满身泥泞的我百感交集，回头看看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心中有了几许庆幸和后怕。一旁的队友朱林告诉我：这是当地常见的“浮毯”，看起来与旁边的草地没什么差别，但是人一踏上，就会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被吞没。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被这些“浮毯”吞噬的。大家去救他，结果越陷越深，最后只剩下一只惨白的手指向天空。这次过草地，尽管队友们多次提醒，但深不可测的沼泽地还是陷进了不少队员，其中宣传大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履灭”。被救出来的队员们满身泥泞，唱着国歌，相互搀扶着，再次前行。

（二）拜访当年老红军

一路“长征”，一路寻访，我们一共见到20多位老红军，广西兴安的廖仁和、贵州遵义的王道金、宁夏的吴和满、延安“八一”老红军敬老院……这些老红军年事已高，最小的一位86岁,最大的已102岁，有的已经成为当地唯一健在的老红军。97岁的廖仁和就是这样一位老红军，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从老人依稀能辩的话语中我们了解到，他祖籍福建，兄弟3人中两人当了红军，1934年湘江狙击战打响时，他是红34师重机枪连连长，最后肩头、胯部受了重伤，昏迷之后经当地群众救治留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当队员们看到老人简朴的生活条件，得知老人每月的生活补助费仅200元时，纷纷掏出身上的钱塞到廖老手里。

9月17日下午，我们走进遵义市，9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为我们讲了生动的一课：1930年8月，老人不到16岁就在江西兴国县参加了红军，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参加五次反“围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获得了一堆金光闪闪的奖章，但老人生活俭朴，住房还是1988年分的老房子，过90岁生日那年，家里想庆贺一下，也被老人否掉了。老人一心为党、坦荡做人的襟怀令我们肃然起敬，不到半小时的讲话拍疼了我们的手掌。

94岁的老红军吴和满现跟着孙子、孙媳租住在宁夏固原市郊两间不足40平方米的低矮土坏屋里，日子过得有点艰辛。老人的牙齿没了，但记忆力很好，说起当年的长征来止不住话题。老人的老家在江西修水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红军长征时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三军的一位排长。1935年10月在宁夏西吉县马莲川的一战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腮帮子打进，打落牙齿，从上嘴唇穿过，血流不止。另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他当场晕倒。醒来后发现战场尸骸累累，已空无一人。他艰难地爬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后来，一位上山割草的老汉救了他。老人从此失去了和大部队的联系，流落到固原，一呆就是71年，一直务农。 红军长征发生在72年前，当年的红小鬼今天已是90岁上下。“这些都是‘国宝’呀！看一眼少一眼，老人家说走就走。”长征沿途的同志无奈地说。红色之都瑞金是红军的根据地，前两年老红军还相当多，但现在全县只有4名，身体状况允许参与社会活动的只有为我们这次出发授旗的刘家祁老人一人了。从他们身上我们感悟良多。

（三）沿途互动警民情

“学习红军，传承精神；接受挑战，经受煅练；增强见识，提高本领，促进工作。”这是我始出发时暗暗给自己制订的“28字方针”，也是我给自己此行的准确定位。我觉得：仅仅跟在队伍后面走一趟二万五千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所“获”，正如公安部政治部领导所言：我们这31名队员代表全国180万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是长征精神和当代中国警察精神的一次激情碰撞，要自觉地担负起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的任务。

9月12日，我们走进了美丽的侗乡——湖南通道。热情好客的侗族群众以特有的歌舞迎接我们的到来。通道县黄土乡黄土村的侗族群众集聚在美丽别致的风雨桥下，穿上节日的盛装，能歌善舞的侗族姑娘小伙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美妙的歌喉和侗族服装，山寨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们很快融进这气氛中，和村民们学跳侗族踩踏板舞、学吹侗族乐器，将警民情推向高潮。车出通道，山路盘旋，河流、沟壑、稻田在窗外交替掠过；车队在前车卷起的滚滚尘埃中穿行。“前面是善里村，再往前是平茶镇。当年红军在这里打过一仗，牺牲的红军就掩埋在路边的山丘上。”靖州县公安局尹局长介绍说。稻田金黄，山峦青青，侗乡特有的标志侗寨隐现在青山秀水间，我们进入了享有“侗乡之都”的贵州黎平县（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半数以上，是全国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县）。当年红军因转兵而召开的黎平会议使其蜚声国内外，而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又使它享有联合国“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的赞誉，使这个地处黔东南山区的小城竟然修建了黎平机场。当晚，我们驻留在这个美丽的小城，与当地民警、地扪村的侗族群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听着群众演唱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合唱《山里草莓》等侗族歌曲，仿佛如听天籁之音，令人如痴如醉。而我们也不甘示弱，队员齐延斌演唱的《中国警察》，张凤周表演的蒙古族舞蹈，李刚、傅志锋等表演的战术查缉演练，集体大合唱《过雪山草地》，将晚会推向了高潮，赢得了阵阵掌声。当地村民钟声丽由衷赞叹：“没想到你们中间有这么多人才，我们看到了警察的风采。”晚会高潮迭起，当地群众向我们纷纷献上用山上鲜花编织成的花环。警民围着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踩歌堂舞，欢声笑语洋溢在侗寨。像这样的联欢互动晚会沿途有很多次，在红原高原，在冕宁红军广场，在阿坝州马尔康，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大礼堂，晚会拉近了我们与当地警民的距离，向人们群众宣传弘扬了长征精神，展示了当代警察的叠姿多彩。

山路崎岖，灌木丛生。山顶红旗招展，山脚队员蜿蜒而进。队伍走到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猪场村，当地警方提出与我们比试体能登山竞技。连日的翻山越岭，使队员们看上去非常疲惫；每天不到6个小时的睡眠，使大家看上去眼睛红肿。但围座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山岗上，听当地史志办的负责人介绍了这段难忘的“红军过兴义史”：1935年4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挥师进入了兴义。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通过，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及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5昼夜，确保了大队顺利通过，留下秋毫无犯的美谈。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就是在这一带为掩护战友负了重伤。现今脚下的寡妇桥一带山岭就是红军战斗过的战场。尔今，连绵起伏的山岭间，枪炮声早已远去，我们6人一组席地围座在青青的草地上，以各自业务为主，交谈互动 ，相互学习工作经验，共同追忆红色往事。一会，登山比赛开始了，我被编在了大队A组，一声令发，大伙如脱僵野马扛着红旗，直朝山岭奔去。我毫不示弱，发挥在队练就的身手敏捷的优势，在荆棘丛生间跳跃般跃进，一会就将其他队友拉下了一大截，但脖子、手被划开了一道道口子，汗水一浸，钻心般疼。经过半个小时奋力攀登，我们登上了山岭，“重走长征路” 的队旗高高飘扬在这片曾经血染的土地上。

“使命同担，荣辱与共，民族团结，携手长征。”9月25日上午，细雨蒙蒙，在四川省冕宁县彝海之滨，我们全体队员和彝海派出所全体民警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当彝海派出所彝族所长沙马曲哈提出与我们队伍结盟时，我们伫立在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现场，面对满目黛绿的青山和绿树，高声念出了这段誓词。而当年为红军主持结盟仪式的沙马尔格的孙子沙马依姑今天当起了司仪，以“水”代酒，一饮而尽。接着，沙马曲哈简单介绍了他和派出所扎根高山深处11年的工作情况，听者无不动容。这一路走来，我们发现许多像沙马曲哈这样扎根偏远地区固守清贫、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如云南金沙江畔的江边派出所、云山深处的元谋县姜驿派出所、红原高原的草原骑警，比起他们，生活在开放地区的我工作和生活条件不知好过多少，可我时常还有不满足感。沙马曲哈最后用彝语和汉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们一定会弘扬红军长征精神，谱写民族团结新篇章。”听着，对比着，队员们对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共铸警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0月8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征尘，队伍凯旋在宝塔山下，延安的父老乡亲就像当年迎接红军一样，敲起了欢快的锣鼓，扭起了欢乐的秧歌，欢迎人民警察“重走长征”队伍胜利到达延安。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蔡安季特地从北京赶到延安迎接我们，延安市委书记李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市长陈强专程看望并宴请全体队员。队员们集聚在宝塔山下的山丹丹大型露天广场，以一台自编自演、生动感人的节目与当地警民一起庆祝此次活动胜利结束。

（四）走好“我”的长征路

一条长路，成就一个光荣梦想；一个集体，创造一段伟大历史。长征无疑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座无以伦比的精神丰碑，我们几乎可以倾尽人类最美好的词语来赞颂长征、讴歌长征。由长征衍生出来的长征精神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激励后来者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我有幸成为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活动中的一员，亲身感受了长征之艰辛，长征之曲折，长征之伟大，它给予我人生的震撼和启迪是多方面的。

它释放了心中某个情结。走在漫漫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我怀揣着梦想，试图去完成一段历史与另一段历史的对话，那就是：找寻红军先辈的足迹，追溯红军精彩细腻的故事，探寻红军精神的真谛。每到一处遗址、纪念馆，我都尽量搞到第一手书籍和资料，一时没有，就记下当地党史办、文管所等同志的名字和联络方式，尽量多角度、宽纵深地了解掌握长征史实，为深研长征打好“第一手资料”基础。至长征结束，我先后收到云南省元谋县党史办普主任自编的《红军过元谋》一书；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法官卓玛寄来的红军在阿坝活动的详细资料；更为珍贵的是当年为红军主持彝海结盟仪式的沙马尔格的孙子沙马依姑寄来了珍藏50多年的结盟绝版秘藏资料。抚摸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仿佛觉得：一个长久郁结在心中的长征情结正在悄然释放，渐次化解。

它磨砺锻炼了我的人生意志。走长征路就是在追寻红军足迹中，体味红军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吃苦耐劳的英雄气概，说白了就是磨砺意志、锻练自己的吃苦精神，正如哈里森.索罗兹伯里所言“只有走过了这样的路程，只有吃过这样的苦，才能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

活动中，我们每天清晨6点准时起床，然后边洗漱边烧水，待水壶的水灌满，十分钟早餐就开始了。上午一般背着背囊要走好长一段时间的路，之后换乘车，中午不休息，晚上一般进行互动活动，没有就写日记。每天必写，尔后统一交组委会；有时也开讨论会，分析行军好的方面和不足，人人都要发言，并有专人记录；有时是歌舞演唱和诗朗诵。每天行程都安排在人手一册的手册上，严格遵照执行。就这样，一天下来仿佛累得像散了架，有时写着写着日记就打瞌睡了，连衣服都未脱就睡觉了。过草地时，上午还是丽日睛天，下午5时后就黑云笼罩，冰雹砸地，冷得直打哆嗦。一次互动中，我的右手中指被夹伤，生生露出了骨头，血流一地，钻心般疼，由于时间紧，只简单包扎下，就上路了。接后半个多月，就靠左手洗衣、吃饭。更为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过完红原草地往若尔盖大草原进发时，当时强烈的紫外线当空直射下来，照得人睁不开眼晴，由于刚过草地，大家非常疲惫，谁也不愿多说话，车厢里弥漫着昏昏欲睡的迹象，最后车翻进了沟里，一个和我并排后座的队友身受重伤，被迫中止了长征。我的两根肋骨受伤，剧疼使我头上冷汗直冒，为了不影响全队情绪和行程，我忍痛没哼一声，直到队伍进入甘肃定西，才在晚间去当地医院照了片。负重、能吃苦，团结、好学，使我赢得了组委会的肯定和队友们的好评。在活动结束不久，组委会随后寄给单位的鉴定中，我获得了“严守纪律，恪尽职守，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废寝忘食，任劳任怨，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高度评价，我的队友中也有18人因走长征立功受奖。长征行赋予我磨砺人生的机会，令我终生难忘，受益终生。

它引导和校正我一些人生偏差。走长征路，既是一次传承之旅，也是一次学习之旅。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骑警队，11名清一色的康巴汉子在进行马上射击、草原查缉等精彩实战演练后，与我们围座在草地促膝而谈。这支骑警队是2000年8月组建的，也是全国公安系统惟一一支草原骑警队，他们在海拔3600米以上方圆86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大草原上执行巡山任务，维护草原牧民治安，“猎捕”偷牛盗马贼。骑警队一般采取三人一组的巡逻方式，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一两个月，全年都住在流动帐篷里，而红原县年均气温1.1℃，最低达零下36℃。由于居无定所，他们的饮食就是糌粑、酥油，甚至得学会吃草根、野菜。长期吃不到蔬菜瓜果，成年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使这些22至28岁的小伙子落下了风湿、关节炎、胃病等病根。但当谈起帮牧民追回损失时，一张张黝黑粗犷的脸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一种钦佩。挥手辞别他们，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这种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作风和精神不正是我们工作中所需要的么？！9月19日，在途经曾5次获得“全国优秀公安局”的贵州省平坝县时，我们看望慰问了公安一级英模杨书勤的家人。杨在一次缉拿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为保护6名战友壮烈牺牲。杨走后，家中有78岁的老母和半瘫痪在床的妻子。但老人仍然让孙子杨杰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小伙子英英俊俊，已从贵州警官学校毕业分到了父亲战斗过的地方。他说：警察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辛劳、意味着忍辱负重，意味着挺身而出、流血牺牲。从而使我对警察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路征尘，眸子里却写满了兴奋和喜悦；两行热泪，脸庞上却刻着幸福和快乐。历时近两个月的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活动结束了。我们先后纵横9个省（区）44个市（县），驰骋8000余公里，10月8日最终到达陕北延安。活动中，《人民公安报》先后3次刊登了我的照片，一次刊登了我的文字；《中国警察网》以“队员风采”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推介；广东卫视《长征路上的广东人》为我拍摄了专题片，先后3次向海内外播出。中国公安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建国后人民警察首次重走长征路活动所有史料，更重要的是通过重走长征路，使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和身心的磨砺。

走长征路，就是走近心中珍藏已久的渴望，就是走近那面神圣的旗帜，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寻一种伟大的精神。作为人的一生，作为一名海关关员，这种经历和体悟在人生中是不多的，它将成为我人生某个阶段的一个亮点，照亮我前行的路，并相伴终生。

三、长征有光，长征有魂。一次长征行几多感叹中，走长征与不走长征有哪些不一样？

落在重走长征路上的脚印与纸面视屏所了解的长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亲身行走的点点滴滴就像一滴水濡在纸上慢慢渗开，最终侵透纸背，化作心间最真实最直观最刻骨铭心的感受。

之一：天下是共产党的。当我站在红军长征翻过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固原六盘山时，回望依山排开层林尽染的山川大地，默念着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眼前毛泽东手书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和“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壮阔豪迈的诗句如日出东方喷薄而出，我不禁脱口而出：天下是共产党的。

如果历经这般万水千山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这群人不能夺取天下，谁又能夺取天下？天下不是交到这一群人手中，又能交到谁手中？整整一年的生死转移，前无目的地，后无根据地，天上飞机在追，地上敌军在围。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构成了立体多维的围追堵截，桂军、粤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东北军——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几路军阀大军，都被调动起来干一件事：对这支居无定所、食不裸腹、脚履草鞋、衣衫褴褛、东奔西突、极度疲惫之师进行围剿。任何一次犹疑、任何一次决策失措、任何一个节点延误、任何一次走岔道、任何一道险关不破，都将遭受灭领之灾。

但沿途我所看到的中央红军，是蛮有组织的群体撤退，是撤退中还能进行有战力的反击；是在极困中依然能够摄取枪支弹药、米谷粮食、医疗药品、物资保障，还能不断给消耗的队伍“扩红”补充兵员。红军是一支非常爱民亲民、擅于宣传、纪律严明的精锐之师，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被撵得鸡飞狗跳、丧魂失魄、穷途末路的叫化子队伍。相反，它打不垮、堵不住、歼不了，像一条滚滚的红色巨龙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毫无惧色、勇猛向前，楞是将一棋死局走成了活局。这样的惊天逆转，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做得到，也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做得到。共产党日后得天下其实早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做了一次全方位高能量的集中预演，那就是历经这般千难万险千锤百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之二：是毛泽东拯救了中央红军，是长征拯救了毛泽东。毛泽东本身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身份在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后出现了陡转。在这之前，也就是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瑞金根据地之前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是个不太受待见靠边站的人物。他虽然还是苏区苏维埃主席，实际被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支部负责人李德、博古摒弃在外的人。这个人太有思想、太有主见、太有办法、太有个性，十分霸蛮执拗，认准的事从不会轻易改变，是共产党里能扛大事的人，也是令李德、博古、洛甫等喝过“洋墨水”（毛泽东对这帮自莫斯科回国者的尊称）头痛的人。据称，最初红军确定战略转移时，李德他们没将毛泽东列入随队名单中，是周恩来发现后据理力争（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愿随队转移，想留在苏区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两种传闻待考）。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央红军将走不出湖南就有可能全军履灭，中国革命的斗争史也就没共产党什么事。诚若邓小平后来所言“中国革命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更长”究竟有多长？没谁知道？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上百年，甚至更长。

天佑中华，有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横空出世。要不被蒋介石撵着跑的中央红军必定被剿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将遭受重创，几尽灭领之灾。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泽东拯救了中央红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没错，但创造历史的人民需要真正领导群伦的英明领袖，这个领袖需极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气魄与雄才大略。领袖人物从来不是自封的，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风见雨严霜苦雪甚至是血雨腥风中历炼形成的。没有人民的领袖，便没有人民斗争的真正胜利。毛泽东就是这般力挽狂澜，能将革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央红军的绝境逢生。舍此，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都不可能转危为安。

这句话的反向论断是：没有长征，也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是红军长征拯救了毛泽东。在一帮来自世界“红都”莫斯科系统接受过马列主义思想熏陶甚至亲见其人、拥有背书般梆硬学历的中共领导层，毛泽东这个自偏僻韶山冲走出来的“土包子”是那般不入流：要学历没学历（最高学历就是湖南一师中专生），要背景没背景。相反，他骨子里的天生叛逆与湘人霸蛮个性恰恰给自身带来不少的厄运，先后在党内20次被批判、被打压、被开除党籍、被靠边站，种种屈辱的经历，没有哪一件有掰本的可能。就在红军长征前还被闲置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被迫离开了红军，作些社会调查的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遵义会议才结束。这段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连鬼丫子都不上门。”

什么时候该请毛泽东“上门”呢？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丢了，红军急迫转移，毛泽东提着马灯先期至于都河边勘探水情，红军该从哪儿下脚过河。是赣州久攻不克，人员伤亡惨重，前方吃紧，周恩来骑马“请”正在闲置的毛泽东赶赴前线救急。是南昌、广州起义接连失败，秋收起义也随之失败，身居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还在迷信“一两个大城市的取胜才是中共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根本”，毛泽东却另辟蹊径，违反中央“指令”，将残部往高山大岭、人烟稀少的井冈山带，这才为中国革命创建了第一块落脚的根据地（被他称之为“革命的屁股”——打仗打累了，有个安身立命坐上歇息之地）。后来的上海党中央因顾顺章叛变不能再呆，第一个可以撤去的地方就是当初被他们极力反对与处理的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而这一次，不请毛泽东出山，刚刚在湖南道县会议作出转兵贵州的危局并未解除，红军仍处于十分可怕的险境中。请或让毛泽东来收拾这盘残局或叫烂摊子，是因为只有他才能收拾得了，别的任何人都没这个能耐和本事。请记住：是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是太平顺境。否则，承天顺世，肯定没毛泽东什么事，好处是轮不到他的。即便如此，在参与会议的20位高层领导、军事指挥员中，仍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那个马列主义墨水灌得肚饱的凯丰还讪笑毛泽东只凭《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些书本打仗，当场遭到毛泽东的的反噬。当然，像“红军之父”朱德这般老资格站出来力挺毛泽东，声明“要不改变红军领导指挥权，我们就不跟着走了！”经周恩来做工作（主要是做通博古交出象征领导权的一担挑子），王稼祥据理力争。毛泽东从跟着这支溃逃队伍夹在中央纵队拄根拐杖走的人，被重新起用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并和周、王成为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实际是毛在把握协调指挥这支深陷困境的红军队伍了。即将上演的军事史上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将一举扭转红军的溃势与危局。毛泽东赢了！

之三：官兵平等的建军思想是红军创造一个个惊天神话的根本保证。动脑定夺的是新“三人团”，但实施和保底则完全靠各军团指挥员和士兵。“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而且还走得这般坚韧、勇敢与执着，没有溃败。这是晚年终于脱离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将军对红军长征发出的由衷感叹和追问，答案将很快揭晓。

抢夺泸定桥得有一双会跑的腿。这双腿得在高山峻岭、悬崖狭谷的大渡河边冒雨摸黑疾跑240里险路，抵达目的地后还不能停下来喘息，而是投入更紧张惶恐命悬一线的过河激战：沿着高悬在湍急汹涌近80米高的河面13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对面敌堡火力压制下，硬生生要抢夺过来，为后续危局中的中央红军架设铺板，打通通道。时不我待，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从报名者中挑选了22名近似敢死队的红军战士，来担承这项世界步兵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击行动。3人一组，两人在前交替运动爬行前进，左手攥紧铁索滑动，右手持枪射击，整个身子借助双腿交缠在铁索上的力葡匐向前。前方的子弹突突突地打在他们头上、身上，有4人在半途坠入白浪翻滚的河水中，瞬间被吞没。后面紧跟的人飞快架设铺板，一块一块的拼接向前。对面碉堡的国民党守备第38团三营守军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威势吓呆了！他们一定以为爬行在光索上的人不是红军，而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天兵神将，竟然在敢死队未接近碉堡时弃守逃走，让红军在绝境中抢夺了这个红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险关。

腊子口作为红军通往陕北的最后一道险关出现了。她两面环山，中间的山谷仅剩一条狭道被国民党新编第14师鲁大昌师一个营筑堡架机枪挡住。红军若过不了此险关，进不能进，退无可退，仍将面临被围歼的险境。可开路先锋黄开湘、杨成武所在团偿试好几种打法均没凑效。时间不等人呐！焦灼中的红军指挥员无计可施，而国民党3路大军正在合围上来，红军在这个狭窄通道上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情急中，一个历史上连名都未载入只凭记忆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主动站出来说：“让我试试！”他参军前专在贵州大山老家干攀崖掏燕子窝采药的事，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只见他借助一根长竿从崖壁爬上了山顶。红四团采取山脚射击吸引敌方火力、山顶往无盖的敌碉扔手榴弹（大概敌人也未想到还有人能攀得了这般高山悬崖，所以连盖都未筑），一举摧毁了这个横亘在前的“拦路虎”。

......

红军长征一路所涉全是险境险关，困难是一难接一难，仅靠“三人团”、靠军师团领导干部肯定不行。它靠的是所领导的长征队伍，靠的是最基层的红军士兵。如果这支队伍溃散不成军，那早就没有长征这回事了。红军之所以身处危局还能破关夺隘、挥师向前，靠的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初创时期所建立的建军思想，废除旧军队封建军阀那一套，在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不准打骂体罚战士，士兵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将党支部直接建在连上，成为士兵最可靠的主心骨。一种全新的军队模式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建立与执行，并在日后战火硝烟中得以淬炼、发展、成熟，特别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总结固化了这种做法。老将军张学良的百般感喟其实早在红军建军之初就解决了。它的道道一点也不深奥，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平等。

之四：一群绝大多数连信仰都不懂的人，偏偏走出了中国革命信仰的天花版。长征是高度信仰的产物。没有信仰，可能连一步都迈不出去。信仰这东西，说实也实，说虚也虚，全靠在革命斗争中体现。它就是试金石，立马测试出一个革命者的真假；它又是照妖镜，照出革命者的高下。红军长征楞是将一场穷途末路的苦境走出了别开生面的艳阳九天。这当中，信仰的比重到底有多重？我们不妨择取长征时尚是“红小鬼”胡耀邦的一席话来作答：“依我看，参加共产党（红军）有99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危险工作要抢着干；如果军装不够，让给别人穿；饭少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你。”

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广东韶关仁化县城口镇两天一夜的激战中，103名红军战士牺牲，92人无名。当时村民刘李山给躺在溪边的一个年轻小战士清洗伤口时问他是哪里人？小战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回答：“天下人！”说完便闭上了眼睛。本地据此以“天下人”为题铁铸了一尊雕像屹立在红军烈士陵园前。

“天下人”三字道出了红军为天下穷苦人求解放、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牺牲的真谛。正是这种崇高的信仰召唤和激励着这帮脚穿草鞋的泥腿子坚定地走在穷山恶水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他们相信只要跟着这支队伍走，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难，都愿意心甘情愿毫无保留付出，都是有灿烂光明前景的。舍此，为自已、为小家、为小群，那是连一步都走不动。即便走，走着走着队伍也会散了。因为有信仰，他们才会义无反顾、不惧险阻、勇往直前。脚下有力量，辗碎万千难，凤凰涅槃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