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警察博物馆的精品展柜里，静静地展陈着数件抗战题材的展陈品，其中有抗战老兵们缴获的日式望远镜、有“三八大盖”专用的枪挂式膏药旗，还有一叠来自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文物不语，却默默地诉说着贵州第一代老公安在抗日战场上开展情报工作、锄奸肃特，保卫根据地政权的光荣历史和红色根脉。
贵州第一代老公安从抗日战场上缴获的日式望远镜
第一代老公安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带出来的边币
张金波：以生命捍卫红色政权
张金波是从冀鲁豫老区南下贵州的第一代老公安，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他被组织上任命为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部长，1950年4月任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
1950年初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中为部长张金波
1942年12月20日，时值抗战全面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组织数倍于我的兵力，对我党领导的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时任冀鲁豫区湖西专署公安局侦察科长的张金波奉命带领警卫连押解着数十名犯人跟随专署机关撤退。但由于敌人数量众多，黄河故道两岸遍布日军部队，我军负责掩护专署的一个团被日军包围打散，专署机关不得不随着逃难的人群奔波。日军发现了撤退的人群，组织大队人马从东、南、西三面包抄上来，数挺歪把子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危急情况下，张金波让警卫中队指导员蓦庆兰带领一个排掩护机关人员突围，自己则指挥着一个排猛打以吸引敌人火力，但因地形不利、装备又差，根本压不住敌人的火力。突围中，专员李贞乾的坐骑被敌人打伤，他摔倒后爬起来，指挥着身边人员进行顽强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他们再次被日军三面包围，李专员以及随行的公安局长王鼎成、文教科长任子定、警卫连指导员蓦庆兰，排长丁××和侦察通讯战士付新民、随景芝、曲学义、刘展之等，全部壮烈牺牲。
在后侧阻击敌人的张金波率部突围中，也被日军火力击倒了7、8个人，张金波和剩下的几名战士经过几个小时的拼搏，也终因子弹打光和体力不支，不幸被俘。张金波和副指导员于肇强因身穿便衣，就乘机混到被抓的群众里面去。当晚，他们乘看守不备跳入村头路沟内逃了出来。绕过敌人包围跑了一夜，他们又回战友们牺牲的马桥村，含泪组织群众收尸，把烈士的遗体安葬后,才去寻找地委机关报告情况。
此后多年来，每当忆起这段往事，张金波心里都会十分难过，久久难以平静。如何捍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他从警一生的首要命题。
1950年，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吴实（左）与副厅长张金波合影
朱迪：夺枪铸盾强队伍
南下接管贵州前，已是冀鲁豫区委平阴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长的朱迪，是组建贵州省公安厅的第一批老公安，1974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
1999年，时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姜延虎（右一）与老同志朱迪（右二）、张有儒（右四）、时任副厅长文明铣（右三）一起交流公安队伍建设情况
1939年秋，他奉命调任冀鲁豫区肥城9区组建区委并任区委书记。因为当地的区、乡都没建立我党政权组织，反动势力十分嚣张。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他决定除掉当地两个大汉奸“南霸天”陈明芳”和“北霸天”张业繁，以扩大党的影响，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除奸，需要自己的武装。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装备都极其匮乏，何况地方武装呢。怎么办？于是，朱迪把夺取汉奸枪支弹药作为了“铸盾”的重要手段。他带了两个民警化妆成赶集农民混到平阴城，伺机夺取汉奸司令蒋子元的枪支。刚到南门，他们就看到了蒋子元的队伍扫荡归来。正为不好下手而犯愁之时，他发现队伍后面远远跟来一个推自行车的汉奸。那人是蒋子元的警卫员，因为自行车爆胎才推车跟在后面，而且居然还挂着两支枪。见此情况朱迪乐了，瞅准机会对同事说：“我先过去弄住他，你们抓紧下了他的枪。”短短几分钟，他们就把那两支枪搞到了手，临走还不失幽默地对那汉奸说：“你的枪我朱迪收下了，你自己背着空盒子皮走吧！”可笑的是，当时来赶集的人很多，南门上两个哨兵清楚地看到八路夺枪的全过程，但就是不敢有任何动作。拣回一条命的汉奸警卫背着空枪盒跑回城时，街上有人乘机起哄：“喂，枪被八路拿了，打收条了吗？”此事过后，当地甚至流传开了一段笑话：“有个白胡子老头，左手拿个竹篮子，右手拿个蒲扇，用蒲扇一扇就把蒋子元的枪给扇跑了。”朱迪就是通过这种大胆智勇、神出鬼没的办法，很快武装起一支装备精良的公安队伍。
在泰西县当公安局长时，朱迪了解到汶口附近的西界据点中队长陆明一是个铁杆汉奸，而且装备较好。为阻止陆明一继续与人民为敌，他只身混进据点进行警告，要求他今后“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做对抗日不利的事”。在朱迪的威慑之下，陆明一口头上答应了，但却没有按要求去做。既治不了他，也打不了他，怎么办呢？朱迪灵机一动，就以当地士绅名义给日本人写信，说陆明一明里在为皇军效劳，暗地里却勾结八路军的公安局长朱迪，还陪朱迪去看了据点的地形等等。信发出去之后，鬼子果然中计，枪毙了陆明一，而且撤去了据点的武装。他就这样用离间计，借敌之手打开了工作局面。
杨志先：借势巧建情报网
杨志先，是1941年初在山东省郓城县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老公安，1957年后调贵州省公安厅，先后任处长、副厅长。
抗战时期的公安工作涉及面很广泛，催粮催款、摸据点、抓汉奸、贴标语、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杨志先审时度势，紧紧依靠工农青妇组织建立起公安机关的工作网，发展抗日积极分子，拓展公安情报来源。
1941到1942年，日军在华北强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得根据地斗争环境非常艰苦，加上河南遭遇大灾，逃荒到郓城一带的难民很多，穷苦群众连盐巴都吃不上，根据地政府机关也一样，都是搞点咸土，弄成又苦又咸的水吃。一些群众为了养家糊口便跑到伪军那里做事。杨志先了解情况后，便对这些人给予较宽大的政策，以便争取他们为我所用。
郓城县委社会部长杨洪音利用七区包庄一个卖馒头的青年人（地下党情报员），向刘口敌据点里发展关系，结果因经验不足反被敌人利用，导致杨洪音和那个年轻人都被汉奸刘本功抓住后活埋。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网，是一项极为重要、极为秘密也极为细致的工作，因为对敌斗争很尖锐，也很残酷。杨志先和战友们深刻吸取了这次事件的教训，认识到了单凭工作热情莽撞行事必定要吃亏的道理。在建立情报网之前，他们都要对工作对象进行仔细的了解。寿张县小吴据点有个宪兵队，下边还设了个工作队（汉奸队），队长白某在当地做了很多坏事。由于此人带着家眷住在据点外面，是对他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杨志先通过关系找到白某，向他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劝他不要再给鬼子做事。白某见八路进出他家竟能来去自如，内心十分惧怕，由此也倾向到公安一边，每次鬼子出发扫荡、以及哪些人向据点里送情报，他都一一及时报告，为我公安机关打击通敌人员、粉碎敌人扫荡做了不少工作，变被动为主动，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安全。
贵州省第一代老公安从抗日战场上缴获的歪把子机枪。
基层风采
